十月里最后一次摇号结束,我妈那栋八十年代的老筒子楼终于贴上了白色的“征”字。楼道里堆满打包好的旧报纸和塑料盆,邻居们拿着计算器来回按,嘴里嘟囔着每平米补偿单价。那天晚上,姐姐林秋把我叫到天台,手里攥着一沓户口本复印件。
“咱爸走以前,那套房写的是他一个人的名字。”她说话很快,像怕一停顿就忘词,“现在要动迁了,按政策,如果户主没有配偶和子女,补偿要上缴一部分给国家。你懂我意思吧。”
她用“国家”这个词的时候,我眼前闪过楼下贴着的告示,大意是直系亲属之外的继承人,需要缴纳约百分之二十的遗产税。这套房虽然破,按地段评估大概值两百四十万。百分之二十,就是四十八万。对我和姐姐来说,这不是小数。
妹妹林晚站在天台楼梯口,脸藏在阴影里。她刚工作两年,银行卡余额还没过五位数。
“我们要结婚。”林秋说。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她继续解释,方案是让妹妹和我登记,户口本上多一个“配偶”,这样我就是有家庭的户主,房产可以通过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继承,绕开继承税。至于她自己,她放弃继承权,换取我私下承诺给她一笔现金补偿。
我沉默了大概三分钟,听见楼下垃圾车倒车的声音。
“那林晚呢?”我问。
姐姐说:“她那一份,我给她。”
妹妹没说话,从阴影里走出来,看了我一眼。
我们去了三次民政局。第一次材料没带齐,第二次赶上系统升级,第三次终于成功了。登记那天没什么仪式感,门口有人在卖开心果和橘子汁,十一月的风把红纸吹到台阶上。从柜台拿到那本结婚证之后,林晚把它和她的身份证一起放进包里,背带断了,她低头用钥匙环重新挂上。
几个月后拆迁款下来了。姐姐拿走了自己的现金,把一套回迁房的手续转到我名下,然后她去了外地,说是单位派她常驻苏州。林晚住在出租屋里,偶尔周末回来,跟我在旧厨房里煮面。
有一天夜里,她突然从卧室走出来,问我: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吗?”
我说因为钱。
她摇头。她说去年冬天查过体检报告,她有些问题,需要定期复查。她没告诉姐姐,因为姐姐已经为大伯借给我们的二十万欠款焦头烂额了。而跟我结婚,她的医保可以挂在我单位名下,报销比例能高一些。
“所以不是四十八万。”她笑了一下,“是三万七千块。”
那是她一年复查的费用。
我拿着那本结婚证,翻来覆去看了很久,封皮上烫金的国徽在灯光下有点褪色。后来我把它放进抽屉最底层,再也没打开过。
回迁房分下来那天,小区里到处是鞭炮和装修公司的广告传单。我站在阳台上,看见对面的塔吊慢慢转动方向。林晚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说她今天开始住进医院,要做个小手术,让我别担心。
我回了一个字:嗯。
窗外灰蒙蒙的天,远处是一整片正在生长的城市,楼与楼之间,晾着一排排还没来得及收的衣服。风一吹,像有人在天上挥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