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是《水浒传》。这部元末明初施耐庵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小说,以北宋宋江起义为素材,经过民间说话艺人和文人共同打磨,最终形成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的规模。在它之前,虽有《三国演义》以通俗叙事写历史,但语言仍带着浓重的文言腔调,叙述部分屡用“却说”“且看”等套语,对话也常是半文半白。而《水浒传》彻底转向市井口语,用活生生的北方白话写人物、描场景,因此被学界公认为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。
《水浒传》的白话特质根植于宋元话本的土壤。宋江起义在正史中只有寥寥数语,《宋史》记载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,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”。宋元间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已经用通俗话本讲述故事,元代更涌现大量水浒戏,人物对白接近口语。施耐庵在吸收这些素材后,重新熔铸成一个结构宏大的故事整体,语言既保留了说书场上的活络劲儿,又经过书面提炼,达到“文不甚深,言不甚俗”的境界。比如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,一拳打中鼻子,“鲜血迸流,鼻子歪在半边,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,咸的、酸的、辣的一发都滚出来”;第二拳打在眼眶,“也似开了个彩帛铺,红的、黑的、紫的都绽将出来”;第三拳捶在太阳穴,“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,磬儿、钹儿、铙儿一齐响”。这些比喻全是油盐铺、绸缎庄、法会道场里老百姓熟络的东西,动词短促有力,节奏完全靠口语的顿挫撑起,换成文言就失了那股生猛气。
作为白话长篇的鼻祖,《水浒传》在叙事结构上也开创了一种新样式。它不走《史记》式的线性列传,而是用“板块连缀”的方法,先单独讲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、宋江等人各自的故事,再逐步汇集到梁山聚义,最后走向招安悲剧。这种写法虽然在整体上显得松散,却恰好顺应了说话艺术中分段讲唱的特点,每个英雄的段落都能独立成章。更重要的是,书中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。李逵一开口就是“娘”“鸟”乱叫,吴用语带文气,戴宗常甩公门行话,连阎婆惜骂人也透出市井泼辣味。金圣叹评《水浒传》时说:“别一部书,看过一遍即休,独有《水浒传》,只是看不厌,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。”这种性格塑造靠的正是鲜活的白话对白,而非文人的雅言。
《水浒传》的白话文体彻底改变了小说的走向。明代《金瓶梅》直接沿袭这条道路,用更细腻的口语写市井家庭;清代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更把白话叙事推向巅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《水浒传》打底,后来那些壮阔的白话小说便失去了源头。尽管清代仍有文人用文言写笔记小说,但主流长篇已经归入白话阵营,而这个转折点正是《水浒传》。
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最早的白话小说应追溯到宋元话本,比如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或《碾玉观音》等短篇。这些话本确实比《水浒传》更早使用口语,但它们篇幅短小,或只存残卷,而且长期作为说书人的底本,并未成为文人自觉创作的长篇体裁。真正把白话语言铺展成数十万字巨著,并让白话登上文学殿堂正席的,依然是《水浒传》。它以数百个人物、复杂的社会场景和回环曲折的情节,定义了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。

因此,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文学史地位来看,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就是《水浒传》。它不只是讲了一百零八将的故事,更开启了用白话书写人性、命运与传统的新时代。今天再翻开这部书,我们仍能听见那粗粝而热烈的市井之声,那是白话文学起步时最原始也最蓬勃的力量。